摘要:  从目前理论和实务来看，关于行政事实行为的判断标准还存在争议和模糊之处。

在此情况下，本着宪法权利救济的理念，应当赋予当事人在法院裁判作出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的主体资格。[23]《德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法院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而该法律之效力与其审判有关者，应停止审判程序。

不久，这一理论遭到了批判。如果认为该法律并不存在违宪的可能，法院即依据该法律作出裁判。[26]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合宪性审查机关，其自身当然不得启动审查。(6)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未能严格区分。这些内容虽然不属于国防、外交，但是，显然都是国家行为，都属中央的权力范围，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此当然无管辖权。

在众所周知的孙志刚案中，3位博士和5位教授依据《立法法》99条第2款的规定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启动合宪性审查。在宪法之下，由不同效力位阶形式的法律、法规等构成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并以此规则体系形成统一的秩序，即宪法秩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于2000年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2](3)开展专项审查研究工作，对一万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有重点地开展了专项审查研究工作。因此，在推进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应当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程，积极慎重稳妥地进行研究，完善相关的制度。[33] 关于国家行为豁免审查的原因，我国学者中以姜明安教授论述最为详细：(1)国家行为具有紧急性，诉诸法院可能造成时间耽误，丧失重要时机，导致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由上可见，在现行宪法颁行以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在制度建设和合宪性审查机制运行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待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查得出结论以后，再恢复诉讼，作出裁判。而在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中，法律的效力高于其他法律文件。

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36] 根据美国的判例，其政治问题主要有：(1)在州政治的领域：共和政体的含义、州正统政府的认定、管理全州的公职(如州长、副州长)选举中有关当选者的决定，总之涉及州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3)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具争议性，在执行时可能会产生其他问题，为避免造成其他制度上的困难法院不能作出决定。

美国型的司法审查、德国型的具体案件审查和宪法诉愿、法国型的具体案件审查均是如此。按照穷尽法律救济原则，法院在提供法律救济过程中，案件当事人如果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违反宪法，才有资格向法院提出审查该法律合宪性的请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五是针对部分地方出台的雷人法规影响政府形象，或者突破法律、损害法律尊严的问题，对《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北京市主要行业公厕管理服务工作标准》等进行了审查研究。

即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关与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机关分离。案件性原则又称为成熟性原则，是指必须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一个具体的权利义务纠纷，而且该纠纷必须达到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已经被法院受理。

建议对行政性法规进行审查的有24件，占2.0%。按照这一标准，有资格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应当包括原告、被告、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

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即使认为法律规范可能与宪法相抵触，也不得向法院提出异议。违反宪法的制裁取决于违宪的主体和违宪的形态。只有当法律实施以后，实际形成案件，或者说是特定当事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了实际侵害时，才能在普通法律诉讼中，或者在普通法律诉讼结束以后，由案件的当事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作为宪法权利救济的途径和手段。69名教授以公民的身份以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为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启动合宪性审查。[2]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共接收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2013年62件，2014年43件，2015年246件，2016年92件，2017年1084件)，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有1206件，占79.0%。提供法律救济的国家机关必然依据相应的法律文件作出决定或者裁判，在当事人并未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机关直接依据法律文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救济，即已保护了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而无须再提供宪法救济。

(二)国家行为的范围 按照法国的统治行为理论，其统治行为包括以下三项内容：(1)政府和议会关系中的行为，包括召集和解散议会，以及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各种行为。(7)建立备案审查信息平台。

(三)我国合法性审查的制度 我国依据国情，建立了具有特色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以保证法律以下的法律文件与法律的一致性。合宪与合法、违宪与违法是相对应的两对概念、范畴和制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

这里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美国型下，审理案件的同一个法院既为公民个人的法律权利提供法律救济，也为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提供宪法救济。

法律依据宪法而制定，在法律制定以后，宪法的理念、基本原则、规范内涵隐含在法律之中，法律的适用实际上意味着宪法的适用。依据该原理，法律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以后，虽然存在合宪与违宪两种可能性，但为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推定该法律合宪。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述三种合法性审查机制需要改进的是：(1)批准审查和备案审查结果的公开化。依这些国家的经验，在立法法对于公民个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未规定任何资格和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公民个人启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任何社会主体都有资格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事实上则必然演变成为任何社会主体都不可以启动的结局。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其基本根据在于，法院所拥有的司法权之中，固有地包括对法律的解释权和对宪法的解释权。

在依据宪法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以后，宪法的原则、精神、理念及规范内涵已经被这些法律文件具体化，使其隐含在这些法律文件规定之中。在宪法法院审查制下，宪法及宪法法院法对公民个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规定了严格的资格和条件，即便如此，宪法法院仍不堪重负。

首先，该等字属于等内等，还是属于等外等？我国学者通常将该等理解为等外等，即除国防和外交外，还可能有其他类别的国家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由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而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合宪性审查。

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不久，这一理论遭到了批判。(三)我国的法律救济机制 当个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我国在法律上为其设计了诸多法律救济机制：(1)认为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仲裁、民事诉讼、民事调解等途径获得法律救济。这一方案的缺陷在于，任何一个审理案件的法院均为独立审判的主体，均可独立地认为法律规范可能存在合宪性疑义。

而根据宪法法院审查制国家的统计，事实上，宪法诉愿案件中只有1%—2%的部分才能实际进入宪法法院的实质审查阶段。(4)认为自己的权利因国家机关合法行为受到损失时，可以通过国家补偿等途径获得法律救济。

因此，法院只能在审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救济过程中，附带性地审查法律的合宪性。法国之所以未采纳宪法法院审查制国家的宪法诉愿制度，其主要原因是认为，这一制度的缺陷是，由于启动主体资格和条件过宽，使案件数量太多，宪法法院根本无力审结当年启动的案件，因日积月累，宪法法院只能审理七八年前的案件，致使宪法法院的审查活动丧失了现实功能。

(4)国家行为影响的往往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相对人的利益，而是一定地区、一定领域、一定行业多数相对人的利益。如系违反邦宪法，应请有权受理宪法争议之邦法院审判之。